蔣萬安把台北市街頭數以千計的垃圾桶撤除,理由是垃圾桶容易造成環境髒亂、孳生老鼠。
問題是,垃圾桶不見了,垃圾就會跟著消失嗎?
當原本設置在街頭、供市民丟棄垃圾的公共設施被撤除,人們手上的垃圾依然存在。沒有適當的丟棄管道,垃圾就可能被隨手丟在路邊、花圃,或散落在城市各個角落。
原本集中在垃圾桶裡的垃圾,如今化整為零,分散到整座城市。
垃圾桶少了,環境就一定更乾淨嗎?還是只是把容易被看見的垃圾桶移走,卻讓原本應該被妥善處理的垃圾,成為城市裡更難管理的問題?
看不見垃圾桶,不等於看不見垃圾;移除設施,更不等於解決問題。
城市治理的本質,是從人民的生活需求出發,找出真正有效的解決方法,而不是把問題從眼前移開,就宣稱治理有成。
有意思的是,蔣萬安似乎對垃圾車、垃圾桶情有獨鍾,甚至曾向外國人介紹台灣的垃圾車文化。這讓我想起近三十年前,在海地親身採訪、見證的一段外交往事。當年的主角,正是蔣萬安的父親、時任外交部長章孝嚴。
一場發生在海地的外交大戲
時間回到1996年。
當時,中國積極爭取海地,試圖擴大在加勒比海地區的外交影響力。中國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錢其琛稍早訪問海地,並在海地國會發表演說。隨後,中國與海地在紐約簽署互設商務辦事處的備忘錄,為雙方進一步發展關係鋪路。
台灣面臨的外交壓力不言可喻。
1996年8月7日,時任外交部長章孝嚴前往海地,肩負維繫邦交的任務。
當時,台灣究竟付出了多少代價來維繫這段邦交?其中涉及的金援金額,是當地外交人員私下向我透露的非公開資訊。基於消息來源的保密原則,我不在此揭露金額,但這段經歷讓我親眼看見,外交現實與對外呈現的政治形象,有時存在多大的落差。
為了展現台灣對海地的援助,當時安排捐贈六部垃圾車、兩千個垃圾桶。章孝嚴甚至親自坐上垃圾車,發動引擎,讓這場援助成為一個具象、可供媒體拍攝的政治畫面。
然而,我在現場看到的,卻不只是這幅看似成功的外交宣傳畫面。
海地民眾有人當場表達抗議。他們面對的是貧困與生活物資匱乏的現實,迫切需要的是能改善生活的援助。當人民連基本溫飽都成問題,垃圾車和垃圾桶究竟能解決多少迫切的困境?
這些民眾的質疑,直指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問題:援助究竟是為了滿足受援者的需要,還是為了讓援助者有東西可以展示?
垃圾車當然有其公共價值,垃圾桶也不是沒有必要。但任何援助都應該建立在對當地需求的理解之上。如果一項政策或援助只考慮如何呈現,而沒有充分考慮接受者真正需要什麼,再漂亮的畫面,也未必能換來認同。
堅持用法語演講,台下卻等不到聽眾
另一段海地外交現場的經歷,同樣令我印象深刻。
當時,章孝嚴得知錢其琛曾在海地國會受到盛大接待,以中文發表演說,並由專人翻譯成法語,於是也希望在國會發表演說,並堅持以法語進行。
但外交場合的禮遇,不是自己要求就一定能得到;舞台可以安排,聽眾卻不是靠安排就能贏得。
演講當天,我親眼見到的情況是:章孝嚴在國會禮堂等候了約一個小時,卻始終沒有半個預期中的觀眾到場。最後,只能臨時改到較小的會議室演講。
現場只有六位國會議員,以及人數較多的台灣隨行記者。諷刺的是,這場堅持以法語進行的演講,台下的台灣記者大多也聽不懂法語。
這一幕,與原先期待的盛大場面形成強烈對比。
我所看到的,不只是一場外交活動的尷尬,更是一個值得政治人物深思的現象:當一個人太在意自己應該受到什麼樣的禮遇、應該站上什麼樣的舞台,卻忽略了對方是否真正願意聆聽,最後得到的可能只是自我期待與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
政治人物可以設計自己的形象,卻無法單方面決定別人如何看待自己。
父子兩代,不同場景,相似的問題
將近三十年後,章孝嚴的兒子蔣萬安成為台北市長。
父親當年在海地,以垃圾車與垃圾桶作為外交援助的象徵;兒子今天在台北,選擇撤除街頭垃圾桶來處理環境問題。
兩件事的背景、目的與時代條件並不相同,不能僅憑這個巧合,就認定父子兩人的政策完全一致。
但這兩段經歷,確實讓人想問同一個問題:
政治人物究竟是先理解人民的需求,再尋找解決方案;還是先決定自己想呈現的形象,再把它當成施政成果?
海地民眾需要的是能改善生活的援助,台北市民需要的則是乾淨、便利且符合日常生活需求的公共環境。
垃圾車可以是公共建設,垃圾桶也可以是城市管理的一部分。真正的關鍵從來不是有沒有垃圾車、垃圾桶,而是它們是否被用在對的地方、是否真正解決了問題。
如果海地的援助只剩下讓人拍照的畫面,卻無法回應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那麼這場外交展示就值得檢討。
如果台北撤除垃圾桶後,市民反而失去便利的垃圾丟棄管道,街頭垃圾也沒有因此減少,那麼這項政策同樣應該接受檢驗。
政治人物不應只追求容易被看見的成果,更不能把形象當成治理本身。
父子兩代的政治風格是否相似,社會自有判斷。但從海地到台北,我始終認為,政治人物最應該看見的,不是鏡頭裡的自己,而是鏡頭之外的人民。
垃圾桶可以撤除,垃圾卻不會憑空消失;形象可以精心包裝,人民的感受卻無法靠包裝改變。
一座城市真正的進步,不是街頭少了多少垃圾桶,而是市民能不能生活得更便利、環境能不能真正變得更乾淨。
政治不是形象秀,治理也不是把問題移出鏡頭,就算解決了問題。
人民不是政治人物的背景,城市更不是政治人物的攝影棚。
[許永德為《前進新聞網》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