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宇韶觀點】中共二十大後爆發「白紙運動」又逢江澤民去世 就怕群眾「扛著江旗砍習旗」

中國新疆烏魯木齊一場因為封控政策過當的大火,點燃了全中國現階段所發起的「白紙運動」的浪潮,抗議民眾形式上是對中共防疫政策的不滿,因為正當多數國家進入後疫情時期逐步回復如常生活,中國的疫情卻再度蔓延,官方的清零封控政策更嚴重打擊經濟生產與民眾生活。諷刺的是,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後獨攬大權,他將自己的權力帶向另一個高峰,也意味中國進入了一種新型態的極權獨裁體制,在這個時間點爆發社會運動,顯見其政治社會矛盾已經到了臨界值。

2010年的茉莉花革命,雖然是一場不成熟的民主運動,其政治轉型的後果必沒有朝西方自由主義所預期的方向,阿拉伯世界的經濟仍在衰退,對於人權的戕害並沒有趨緩,國內政治的穩定性仍遊走在內戰邊緣。

諷刺的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政治領導人與輿論都關注到,經濟發展、社會控制以及政治鎮壓是威權政體統治正當性的基礎,也是這一場民主運動爆發的原因。中共領導人充分意識到,「維繫一定程度的經濟成長藉以進行有效的社會資源分配」是展現國家能力的基本前提,如果不能維持經濟成長進行再分配工程,再加上體制內貪腐橫行,群眾的相對剝奪感產生時,一場風暴即將來臨。1989年爆發的民運就擁有類似的背景條件。

8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隨即帶來快速的經濟成長,然而新舊並存的計畫/市場雙軌制卻為制度性貪腐提供了條件,再加上中共在市場開放過程之中,刻意採取「讓部分條件好的地區與人富裕起來」的策略,無形之間也造成了發展的「差距」問題。1988年所推動價格改革帶來劇烈的通貨膨脹,終於讓社會累積的相對剝奪感逐漸浮現,這是六四民運前夕的經濟社會條件。

此外,「阿拉伯之春」透過社群軟體進行動員,因此又被稱為臉書革命,這種結合科技力量規劃策略、組織群眾、即時宣傳在後來香港反送中運動中又有推陳出新的表現形式,這讓中共意識到黨化教育與社會監控的重要性,最後形成官方宰制與社會自主性兩股力量之間的拉鋸。

理論上,國家機器必須對萌芽中的市民社會與政治異議分子,採取嚴厲的鎮壓與控制,同時高舉集體主義對於秩序與穩定的訴求,如此才能落實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所言的「意識形態國家」與「鎮壓性國家」的本質。

不論是處理劉曉波等「異議分子」的方式,或是增加社會控制與網路監控的維穩預算,都說明了中共的思維。這一切到了二十大前後更是達到了顛峰,對於網路全面封鎖及對「低端人口」的清洗已看出端倪,社會信用制度、天網系統與學習強國App等系統的建立,甚至在整個疫情中所建立的一系列監控模式,除了標誌「科技威權主義」來臨,也意味習近平統治的中國,已遠超越毛澤東時期的各項政經控制能力。

白紙革命的出現早有跡象,二十大前夕的四通橋新坦克人事件就已經埋下了火種,群眾的集體意識本來還有種不切實際的期待,以為習近平完成了政治佈局與權力安排後,至少在防疫政策上有所放寬,逐步讓中國經濟社會回到局部常態。但是面對疫情的蔓延官方似乎束手無策,因此只能再度採取嚴厲的封鎖封城作為,期待落空後的剝奪感是星星之火的社會動能。

群眾明知道站上街頭就有秋後算帳的風險,但是猶如過去農民起義的流寇一般,自救造反總比坐以待斃有生路,待在家中可能意味孤立無援甚至活活被燒死,站出來是一種不得不的行動。

值得關注的是,白紙革命猶在進行中,中共前任總書記江澤民卻在這個微妙的時間點過世,這更讓習近平與群眾同時喚起兩次天安門事件的引爆點。1976年周恩來去世,中國民眾以紀念總理為由自發性到天安門哀悼,實際上則是藉此表達對四人幫與文革的不滿,因為周恩來被視為是當權派的對立面的代表。

同樣的邏輯也發生在1989年民運,學生以緬懷胡耀邦為名赴天安門舉行大規模哀悼活動,除了前述對於貪腐與通膨的不滿外,由於胡耀邦在1986年學運中同情學生,被保守派冠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罪名,學生紀念胡就意味挑戰當權派的政治權威。

江澤民主政時期,被外界視為是中國內外政策相對開放的年代,習近平掌權後在內政上趨於保守,對外則以戰狼外交掛帥,兩者之間形成強烈對比,再加上習為了自身權力以肅貪為名全面清洗江系人馬,江澤民離世是否成為白紙革命的轉折點猶需觀察,習近平罕見成為江治喪委員就可看出他的顧慮,就怕群眾「扛著江旗砍習旗」。

(作者為張宇韶/ 台灣韜略學會副理事長。本文不代表《前進新聞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