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日前凌晨去世，官媒表示是因為突發心臟病，經全力搶救無效。李克強過世後，中共高層強調強力維穩，嚴防出現抗議言行。
坦白說，中共的動作實在此地無銀三百兩，姑且不論各種陰謀論的說法，此舉更讓外界聯想之前兩個總理死後爆發的兩次天安門事件，及其對中共政局所造成的衝擊，箇中除了充滿了權力鬥爭的氛圍，也讓人看穿習近平的不安全感，他似乎擔憂有心人士藉此高級黑或妄議中央的政治效應。
1976年周恩來去世，中國民眾以紀念總理為由自發性到天安門哀悼，實際上則是藉此表達對四人幫與文革的不滿，因為周恩來被視為是當權派的對立面的代表。
同樣的邏輯也發生在1989年民運，學生以緬懷胡耀邦為名赴天安門舉行大規模哀悼活動，除了前述對於貪腐與通膨的不滿外，由於胡耀邦在1986年學運中同情學生，被保守派冠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罪名，學生紀念胡就意味挑戰當權派的政治權威。
若從制度面觀察，中共雖然標榜以黨領政，但是鄧小平認為在這個原則下，以總書記為核心的集體領導必須 要各司其職且有明確的分工。這主要表現在黨和政府、人 大、政協這三個機構之間的關係，剛好涉及中共與行政（國務院）、立法（人大）與政黨（政協）的實質互動方式。
儘管這套分工與民主國家的憲政主義與三權分立的精神截然不同，別人標誌的是限制政府權力，他自己則是以「議行合一」的形式替共產黨的權力背書，這就是所謂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
這以黨領政的套制度，最為關鍵的自然是總書記與總理之間的關係，過去江澤明或胡 錦濤時期之所以存在「江朱」或「胡溫」體制，就是體現 黨和政府間的分工，這也表現在每年總書記在中央委員 「決議」，隔年兩會期間由總理進行「政府工作報告」的 形式；意即總書記決定政治方針，總理以具體政策規劃來落實。
然而，習近平掌權以來不斷弱化李克強的權力基礎，甚至讓其他 幾位副總理分掉總理的職務，這就是古代帝王「眾建諸侯 少其力」的概念，徹底讓黨政分工的意義蕩然無存。在二十大人事安排中，最讓人詫異的則是胡春華裸退與李強上位;除了顯示「共青團系統」全滅外，更讓世人看透習近 平用人唯親破壞黨政分工的決心。尤其李強是之江新軍嫡 系外，更無副總理的過水資歷，這意味國務院將成為總書記的辦事員。
再深入觀察，習李之間在政治上的恩怨其來有自，一方面是來自習近平擴權一副毛澤東第二唯我獨尊的姿態，這自然必須削弱李克強二把手的地位。在這個此消彼長、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下，習李的權力互動必然是外界關注的焦點，李克強而一直在政治、意識形態、路線與政策這四個層面表現出與習近平互別苗頭的姿態。
先從政治資歷來看，李是典型中共栽培的政法菁英，雖然沒有顯赫的家世背景，但由於與胡錦濤同是安徽同鄉，再加上都具有共青團背景，雖然江系人馬如周永康彼時在黨內呼風喚雨，但團派的實力不容小覷。若不是薄熙來樹大招風讓中共元老感到不安，最後選擇根正苗紅且個性「貌似忠良」的習接班，李克強本來也有機會接下大位，與大位擦身而過的相對剝奪感他自己點滴在心頭。
再從習近平掌權後權力操作來看，不論是透過栗戰書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經由王滬寧在意識形態上大搞政治崇拜，並讓王岐山成為打擊政敵異己的執刀手，都讓習近平打破了中共黨內集體領導的潛規則，這個政治工程在十九大後日益明顯且露骨，李克強遂成為改革開放以來權力最小的總理，對他來說實在情何以堪。
若從前述黨領政的權力分工而言，總書記與總理向來存有「體制」的關係，一把手負責黨務與軍權，二把手主管國務院政策的實行，這也是昔日「江朱」或「胡溫」體制存在的原因。對於李克強來說，由於習的擴權反倒使自己成為改革開放以來相對弱勢的總理，不僅「體制」關係不復存在，更常讓自己成為有責無權下的背書角色，心中的不滿不難理解。
再來就是政策面，我個人認為這是李克強反制習近平主要的著力點。如果說「路線、權力與政策」是中共政治運作的「三位一體」的結構，作為國務院總理，李還是運用剩餘的話語權，再一系列的政策產出過程中，表達出「走自己路」的想法。
悲劇的是，李克強逆勢操作連傳統的「兩條路線鬥爭」都談不上，因為除了形勢比人強外，他全然不具備與體制抗衡的能力與實力，因為他的條件比大躍進後試圖撥亂反正，想重返八大路線的「走資派」的劉少奇與鄧小平的處境與條件還不如。
真正像愚公移山的部分則是，他認為自己的堅持的才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正確道路；這條道路是以以鄧小平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及「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經濟發展為中心，改革開放與四個堅持為基本點）作為基礎，循著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最後實踐於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這條軸線而來的「路線」。
具體而言，這條路線其核心就是中國韜光養晦，參與資本主義全球化，「讓中國走向世界，也讓世界走向中國」；具體的政治桿桿就是市場經濟與私有化，講更直白就是「民進國退」或「悶聲發大財」。顯然習近平並不如是想，而且他才想真正顛覆這條路線直接彎道超車毛澤東的歷史地位，這導致兩人關係急轉直下。
2020年疫情開始爆發，李克強隨即公開稱讚地攤經濟、小店經濟是就業崗位的重要來源，「是人間的煙火，是中國的生機」，這種說法隨即引發輿論高度揣測。因為正當習近平高舉經濟路線的「國進民退」的必要，同時宣稱中國初步實現小康社會的成果時，李克強的說法無疑甩了總書記幾耳光，因為個體戶與私營企業恰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產物。
再加上李在當時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及「中國還有6億人，只有1000元的收入」，而且隻字不提經濟成長的官方預期數字，擺明就是不想成為習的橡皮圖章。
這個衝突後來都可以看到斧鑿，特別在一些微妙的時間點。如果北戴河會議是中共二十大前權力分配妥協的暖身賽， 從會後習李兩人的行程安排，大概也可看出若干端倪。
習近平參觀遼瀋戰役紀念館及遊公園， 李克強則是南下深圳大談經濟發展，更專程到深圳蓮花山公園祭拜鄧小平，叫陣意味不言而諭。
我認為最後一根稻草是去年5月31日的一個重要的政治活動。中共黨媒當時以頭條新聞形式發表有關中國經濟「更見光明」的評述之後，總理李克強隨即於召開下至縣級的「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參加的人員包括省、市、縣級全體約十萬幹部。
李克強在這個時候聲稱經濟更艱難，須確保經濟增長不跌出合理區間，並須儘快降低失業率，也坦承中國經濟已惡劣到嚴重衝擊中央財政收入。他說，3月份以來，特別是4月份經濟指標明顯下滑，困難比2020年疫情嚴重衝擊時還要大。
這個動作必然產生許多聯想，熟讀中共黨史的專家學者，直接想起毛澤東一手促成的大躍進災難外，同時也聯想起劉少奇在大躍進結束後在中共「七千人大會」上的政治動作。
深入觀察，中共領導人或官媒只要出現「前途光明」、「取得巨大勝利」這類煽動性的字眼，其實就意味即將展開大規模政治運動，後果就是將付出龐大的社會成本與經濟代價，大躍進、文革與六四都是如此。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召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之中央工作會議，出席會議之負責幹部共七千多人，中共黨史稱之為「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將三年困難時期的大饑荒成因歸結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則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不久後退居二線。
因此在大躍進的重大災難後，讓劉少奇與鄧小平以物質主義或多勞多得的生產誘因下，透過「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與包產到戶）的政策挽救中國極度衰退的經濟生產，此舉無形之間又為毛澤東日後發動文化大革命與打倒「黨內走資派」埋下伏筆。
說來諷刺，去年二十大胡錦濤被架走直接預告團系退出中共政治舞台，李克強的在這個時間點，用這樣的方式結束一生，莫非預告了那句著名的電影台詞「他不死，我睡不著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