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色列與哈瑪斯（伊斯蘭抵抗運動）之間的衝突加劇，這使得中東情勢急轉直下，除了歷史、激進政治勢力、宗教種族之間的複雜問題外，大國之間政治博弈關係也是關鍵變數。
加薩走廊的歷史遺緒導致於第三次、四次的中東戰爭，1967年6月上旬以色列以先發制人的姿態，橫掃以埃及為主的阿拉伯聯軍，在全面掌握空優的狀態下，在六天之內分別在南、東、北三個戰線擊敗埃及、約旦與敘利亞，從而從三國取得西奈半島、加薩走廊，約旦河以西、耶路撒冷舊城以及戈蘭高地等約6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加薩走廊的爭議因此延續至今；雖然巴勒斯坦國哈瑪斯組織管理該地，但是以色列實際控制加薩的關鍵民生生活指標，包括資源、能源、糧食等。
六日戰爭對於彼時阿拉伯世界的領袖的埃及總統納瑟影響甚鉅，為了洗刷恥辱他矢志整軍備戰，也讓他在政治、經濟與軍事關係更導向莫斯科。
既然國際政治是嚴密的兩極體系與美蘇爭霸的格局，以色列既然是美國在中東事務的代理人，埃及選擇與蘇聯緊密結合，自然是外交政策上可以理解的理性抉擇。
可惜納瑟無法親眼看到埃及復仇之日就離世，經由繼任者沙達特的經營之下，埃及與敘利亞等國陸續取得包括T62戰車、米格23戰機蘇制先進武器，其中最致命的恐是SA-6防空飛彈與AT-3反坦克飛彈，總結前三次中東戰爭以色列之所以能夠在軍事上佔上風，憑藉的是掌握制空權與馳騁在戰場上的戰車機動力，這些新銳武器的取得將對下一場戰爭造成戰略與戰術上的意義。
阿拉伯世界之所以選擇在1973年10月6日動手，主要因為當天是猶太人重要的宗教節日「贖罪日」，不僅多數士兵放假返鄉，同時會避免使用武器、電子器材、引擎、通訊等設施，這為軍事奇襲創造了最佳條件，50年之後哈瑪斯選擇同一時間動手，除了復仇意味十足外，軍事上的邏輯與當年如出一轍。
贖罪日戰爭的過程與結果擁有許多討論的空間，首先是以色列的情報系統是否全面失靈？除了過於倚重埃及參謀總長阿什拉夫·馬爾萬（代號天使）長期洩漏的情報外，認為蘇聯並不支持埃及採取先發制人的軍事行動，如果埃及與敘利亞要動手，也是俄國的軍事援助的到位之後的事，這個軍事判斷讓以色列在戰爭初期付出慘痛的代價。
但是若從政治上觀察，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則有不同的判斷，她認為如果採取像六日戰爭的手段，將讓自身陷入道德與合法性的困境，這會失去主要盟友美國在政治與軍事上的支持，「讓對手先開第一槍」雖然讓以色列在戰爭初期失利，但在戰事最艱困的時侯換來美國的「五分錢行動」，此時以軍彈藥庫儲機乎見底，華盛頓的大規模軍援是戰事逆轉的關鍵。
此外，以色列能夠扭轉局面，憑藉是出色的軍事後備動員與優先內線作戰能力，在埃及於西奈半島進行修整之際，以軍隨即調兵遣將將主力調往戈蘭高地與敘利亞進行決戰。對於以色列來說，西奈半島與自己的核心地帶仍有沙漠阻絕並擁有戰略縱深，但是戈蘭高地一旦失守，敘利亞的機械化部隊就可以長驅直入無險可守。利用國土特性，進行南守北攻的內線作戰的戰略部署也避免自己陷入兩線作戰被圍殲的下場。
令人好奇的是為何沙達特並沒有持續往加薩走廊或以色列腹地推進？對於這位埃及總統而言，他認為戰爭初期的成果不僅洗刷上次戰爭的恥辱，而且收復的失地足夠成為政治談判的籌碼；更何況他深知自己軍隊欠缺足夠的後勤補給能力，有限戰爭符合自己設定的戰爭目標，戰事發展迄今已構成大國干涉的足夠條件。
對於以色列來說，確保戈蘭高地的控制權不僅攸關國家安全與戰略型態，唯有進一步擴大戰果才能在未來談判桌上握有議價能力，因此在戰爭後期以軍反而全線反攻，分別從戈蘭高地與西奈半島出擊朝大馬士革與開羅風向推進，離敘利亞與埃及首都不足40與100公里，梅爾夫人清楚，唯有讓中東權力均勢徹底被打破才能讓大國介入，「以戰止和」才能讓以色列換取有意義的和平。
深入觀察，贖罪日戰爭對交戰雙方的影響重大，特別是軍事與政治層面。對於以色列而言，對手擁有的SA系列防空飛彈威脅自身的空優，唯有積極發展干擾對手的電子作戰才能贏回優勢，這個投資在未來第五次中東戰爭的貝卡山谷之役中隨即得到回報，全殲敘利亞的SA-6飛彈陣地。
此外，由於靜態的要塞堡壘在現代化戰爭脆弱性不言而喻，以色利在蘇伊士運河沿岸經營的「巴列夫防線」於戰爭初期被突破就是鐵證，唯有採取機動作戰，進行彈性防禦才符合以軍需要，特別是針對現有的英國百夫長戰車，美國M48、M60進行性能升級，加裝反應裝甲，以提升戰場的生存能力。
最後是情報系統的重建與整合，以色列過去在先前戰事取得上風，充分掌握情報是致勝的關鍵所在，這有賴於以色列國家安全局（辛貝特Shinbet）與以色列情報特務局（摩薩德Mossad）的有效運作，如何重整機構功能成為當務之急，這個改革成果很快在1976年的「恩德培行動」得到回饋。
對於埃及來說，戰爭結果讓沙達特認為無法透過自身軍事力量處理以巴問題，因此轉而採取親近華盛頓的方式，嘗試由外交手段尋求改善與以色列的關係，這個破冰之旅的曙光出現於沙達特於1977年赴以色列訪問，其後美國總統卡特也邀請他與以色列總理比金（建國以來第一位非工黨右翼政權）赴美訪問，兩國並於1978年簽署《埃及-以色列和平條約》，兩人因此獲得1978年諾貝爾和平獎。
諷刺的是，這個條約非但沒有帶來中東實質的和平，為了採取報復手段，先前在沙烏地阿拉伯的主導下，石油輸出國組織的阿拉伯國家成員對西方親以色列國家進行石油禁運，造成1973年石油危機，加劇了區域與西方世界與以色列的對立，沙達特簽署的合約更是火上加油，不僅讓埃及被逐出了阿拉伯聯盟，沙達特也埋下了自己未來被刺殺的伏筆。
如今物換星移，蘇聯解體標誌冷戰終結，沙達特遇刺以及阿拉伯之春後，埃及早已不是阿拉伯世界的領袖，伊朗與伊拉克隨著兩國戰爭與波灣戰爭國力大損，利比亞內戰也讓格達費殞命。當下意圖成為區域大國的則是當下的沙烏地阿拉伯，許多觀察家同意哈瑪斯之所以發動新回合的贖罪日之戰，除了激進的政治立場與傳統仇恨外，沙烏地阿拉伯試圖改善與以色列的關係甚至主導中東政治議題也是關鍵，這讓哈瑪斯在以巴與加薩走廊議題中採取激進作為，於是「贖罪日」成為新的政治圖騰。
這不免想到歷史上的巧合，以色列納坦雅胡也是保守的右翼政權，民主黨是美國的執政黨，今年又是美國選舉年，拜登顯然需要在美中與俄烏戰事外開展新的戰場，沙烏地亞拉伯是否形同當年埃及，石油價格是否穩定直接影響通膨與經濟問題，事態發展的變化較牽動全球未來政經局勢。
